在最近的几年时间里,全球的经济多在往上涨之中,但是贫富的差距却在不断的扩大之中。近期从媒体的播报OECD公布的报表中得知德国贫富就是一个大的案例,现今该国的10%最富裕的富豪相比最贫穷的民众的收入差距达7倍以上,所以专家认为贫富差距加大,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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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合组织在今天(周一)发布的报告中表示,由于高技能从业者的收入增加,而大型企业高管及金融业从业者又从全球化的市场中获益,全球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正在加大。世界贫富差距创30年来最高纪录
据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OECD)今天(5日)发表的报告指出,OECD旗下的国家贫富差距创下30多年来新纪录,10%最富有人口的平均收入是10%最低收入的9倍。较1980年代的5倍高出许多,这种光景甚至在原本差距最小的国家如德国、丹麦与瑞典也不例外,其所得差距已自1980年代的5比1扩大至6比1。根据调查,意大利、日本、韩国与英国这四国的差距达10比1,以色列、土耳其、美国更达14比1。OECD指出,美国的所得差距扩大程度最为显着,最富有的1%民众税后家庭收入占总体税后家庭收入的比例从1980年的8%升至2008年的18%。自1975年以来英国所得差距扩大速度较其他高所得国家更快。芬兰、德国、以色列、卢森堡、纽西兰、瑞典与美国的基尼(Gini)系数上升逾4个百分点。OECD表示,目前贫富差距最严重的两国为智利与墨西哥,最富裕民众的所得为最贫穷者的25倍以上。所得不均的问题在部分非属OECD的主要新兴国家更形严重,以巴西为例所得差距高达50比1。
OECD同时呼吁,某些已开发国家政府应考虑对财产与不动产征税或调高税负。OECD自2008年以来首度对贫富所得差距发布报告。OECD提及新兴经济体指出,从一些指标看来,印尼、阿根廷在过去20年来,贫富差距显着降低。相对地,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在经济不断成长茁壮过程中,贫富差距也加剧恶化。OECD总干事古瑞亚(Angel
Gurria)在报告中表示:“社会契约在很多国家开始瓦解,这一研究推翻了经济增长的福利会自动惠及弱势人群、更大的不公平孕育着更大的社会流动性这种假设。已经很高并持续增长的不公平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提高劳动者技术水平是截至目前对抗不公平最为有效的方式,人力资源投资必须从幼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正规教育和工作。”她还表示:“社会收入分配越不平衡,社会出现动荡的可能性就越大。”数据显示,墨西哥、美国、以色列及英国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与此相比较,丹麦、挪威、比利时及捷克则是贫富差距最小的几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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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的调查报告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德国社会最富有10%的人均收入比最贫穷的人高出5倍,今天的这个比例已上升为7倍。从1990到2010年,在去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德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6%。但如果贫富差距比例维持在八十年代水平的话,经济增长的数字应比现在高出6%。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王晓薇 北京报道
当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已经过去7年,人们都在迫切地寻找一个答案——一切是否都已经变得更好了?
如果从全球各国政府投入巨额流动性所激发的经济增长率上看,如果从有“经济晴雨表”之称的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创纪录的股市数值上来看,答案似乎应该是肯定的。
但是在这些繁荣景象之下,另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却正在将答案引向另一个方向。
5月21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一份题目为《为何减少不平等有利于所有人》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OECD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冰冷的数字——在经过此轮金融危机后,贫富之间的差距已经攀上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
另一场危机
OECD在追踪了其34个成员国的收入数据后发现,2013年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是最贫穷的10%人口收入的9.6倍。“我们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OECD国家的不平等已经达到有此纪录以来的最高点。”OECD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说。从1980年起,OECD成员国的贫富差距就呈现扩张态势,富裕人群与贫困人口的收入差从1980年的7倍增加至1990年的8倍,又增加至2000年的9倍。虽然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这一现象有所缓解,但是伴随着各国为挽救经济而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贫富差距又一次被拉大。这也让外界对于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产生了质疑。尤其是在进行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美国,这种质疑曾引发了那场着名的“占领华尔街”活动。而OECD的最新数据也似乎为这种质疑提供了一些佐证。
OECD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是最贫穷的10%人口收入的18.8倍,这一数值已经是OECD平均数值近一倍。而在30年前,这一贫富收入之比则为11倍。
美国虽然是OECD成员国中第四位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排在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之后,但它却是G7国家中贫富分化最大的国家。
尽管美国整体家庭收入比加拿大高出14%,比德国和法国高出25%,但是美国最贫穷的10%的人口收入却比加拿大低42%,比德国和法国低50%。“导致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下降。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OECD在报告中写道。自1985年以来,美国最贫穷的10%的人口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3.3%。
与收入差距相比,资产差距之间的鸿沟则更加难以逾越。数据显示,在OECD整体中,10%的富裕阶层占据着近50%的社会财富,而50%的中产阶级拥有47%的社会财富,其余40%的贫困阶层所掌握的资产仅为3%。而这一比例在美国则表现得更为极端。全美最富有的5%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是美国普通家庭拥有财富的91倍。最富裕的10%的人口控制着76%的社会财富,而60%最底层的人群则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而更令人感觉到贫富两极化严重的是,40%的社会财富都集中在美国1%的富人手中。“当如此大的一个人群只能从经济增长中收获如此小的成果时,社会结构就会受损,对制度的信任也会减弱。”OECD在报告中写道,“贫富差距的日趋扩大带给我们的有可能是另一种危机。”
“数目字”管理
OECD在分析了其成员国中21个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经济自1990年到2010年的经济状况后发现,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显现,恰恰是阻碍这些国家获得新的经济发展动能的主要“元凶”。OECD以新西兰为例,新西兰将最高收入人群里的税收减半,又大大削弱了普通工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权,导致成千上万的工人丢掉工作转移海外。在这些因素下,新西兰在1990至2010年间损失的潜在经济增长达15.5个百分点。而美国、意大利和英国也因贫富差距问题失去了6至9个百分点的潜在经济增长。
OECD报告认为要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需要一个综合的制度改革。政府不仅应当促进公平教育,还应该推进更为公平的劳工政策、更好的儿童福利政策和更完善的劳动保障系统。
与此同时,除了上述政策之外,解决贫富不均问题的关键还集中在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数目字”管理问题上——即税收制度的改革。
OECD成员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三十年来的峰值。而这一现象的加剧似乎与上世纪80年代“涓滴经济学”的盛行不无关系。按照这种经济学观点,政府给予财团、资本家更多的优惠和有利政策,将能够吸引投资,改善整体经济环境。最后经济上的效果就会顺流而下,让社会中的劳动贫困阶层因大环境的变好而受惠,生活最终得到改善。因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种经济学理论在“涓滴”过程中的差异化,从而导致了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为了弥补“涓滴经济学”理论的缺陷,许多国家都采取通过税收手段对收入进行二次分配以实现社会公平。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既保证公平又兼顾效益则成为了另一个难题。
法国巴黎经济学教授、《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认为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税,或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富人税”来实现“均贫富”的目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将改革税收制度作为了消除贫富差距的主要途径。奥巴马税制改革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提高目前的资本增值和红利税税率,从目前的23.8%提高至里根总统时期的28%,并用这些提高税率所获得的额外收入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的补贴。
皮凯蒂与奥巴马改善贫富差距的共同之处就是都更倾向于通过对富人加税的形式来对社会财富进行再次划分。而这种分配方式也有着另一个“后遗症”,那就是有可能会降低这些群体生产财富的意愿。
今年1月在皮凯蒂的故乡——法国,政府刚刚取消了实施了三年的“富人税”。这一税种不仅没有达到“均贫富”的目的,还导致了法国大量的富人移民。而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来,已经有47家美国企业将他们的纳税申报地址由美国迁移至了海外。
就在OECD报告出台的同一天,素有“股神”之称的美国投资大师巴菲特也加入到了如何削减贫富差距的论战中来。在巴菲特看来,贫富差距拉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后果,富人有钱并非穷人之所以贫穷的原因。“解决贫富差距更好的答案是精心设计的显着扩大劳动所得税抵扣制范围。这个制度对有工作的人提供奖励,并鼓励人们提升技能。”巴菲特说。
EITC是一种针对低收入家庭所制定的“负征税”制度。在这种税务制度下,有工作收入的低所得家庭,不但不会被课以税负,反而还会获得金额不等的退税补贴,用以帮助这些经济弱势家庭摆脱贫困。但是该种税收制度的难点是有可能会引发“税收欺诈”。
显然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系统,可以彻底消除贫富分化现象,但是缩短贫富差距,让每个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却应该是每个国家政府的共同追求。

近日,美国媒体的各大头条被“美国中产阶级萎缩”占据,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空心化的讨论让很多人恐慌。
皮尤研究中心公布最新研究显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所占比例已不到一半,从1971年的61%减少到49.4%,中产阶级已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随着穷人的数字的增加,贫穷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相应减少,直接导致孩子享受到更少的教育机会,最后不仅为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而且遏制了国民经济增长。

中产阶级空心化
40多年来,美国中产阶级一直是社会核心,但是最近,由于工资增长停滞,物价飞涨,中产阶级进入较低收入层。
皮尤的最新调查显示,至2015年初,美国中产阶级成年人口为1.208亿,而美国高收入和低收入的成年人口总和为1.213亿。
有分析称,美国中产阶级的空心化是美国社会本质变化的标志。美国中产阶级人口跌破总人口的50%,也被视为美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一个“临界点”。
除了人数萎缩,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收入也在减少。调查显示,与2000年相比,2014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中位数收入下降了4%。受2007年开始的席卷美国的房贷危机和经济衰退影响,2001年到2013年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中位数家庭收入下降了28%。
不过,好消息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缩减有部分原因是有更多的中产阶级上升到了更高收入阶层。1971年至2015年间,虽
然高收入阶层和最低收入阶层的比例都有所增加,但最高收入阶层比例增长更快一些。1970年,低中高收入阶层的比例分别为25%、61%和14%,到
2015年,这一比例变成了29%、50%和21%。
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中值自1970年以来增长了47%,达到2014年的174,600美元;而同期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中值只增长了34%,至73,400美元。低收入家庭的增幅甚至更低,只有28%,至24,074美元。
贫富分化加剧 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伴随着收入分配日益扩大的不平等。
1972年,只有14%的美国人属于高收入阶级,如今则有21%的美国家庭属于高收入群体,一个三口之家每年收入至少在12.6万美元。
但与此同时,很多美国人生活贫困,削弱了中产阶级的力量。1971年,近1/4的美国家庭属于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远远少于中等家庭收入的2/3,到
2015年,已有29%的美国家庭属于这一范畴,一个三口之家每年收入4.2万美元或者更少。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报告还指出,2014年美国总收入的49%进入了富裕家庭,而1970年这一数字为29%。同时,2014年国家收入的43%进入到中产阶级的口袋,大幅低于1970年的62%。
新自由主义惹的祸? 美国贫富分化加剧和美国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关。
美国智库“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高级研究员伯恩斯坦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竞争、技术变迁、教育壁垒、“去工会化”、金融和房产泡沫、罕见的经济衰退以及随后无就业经济复苏、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等因素导致了美国贫富分化日趋严重。
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攸关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作为全球最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政府奉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减少监管和税收,缩减社会福利,鼓励私营企业等政策的施行,目前看来非但未能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使其有扩大的趋势。
中国贫富差距现状:差21倍!
近日,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最新发布了《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5年报告》。
调查显示,2014年全国有收入的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为30197元,与2012年相比,年均实际增长速度达到9.1%。调查还显示,大专学历者做生意最厉害,平均收入达到68285元,超过了本科及以上学历者。
区域收入方面,全国劳动力平均工资为30197元,其中东部工资最高,达到33624元,但中部地区的工资平均数居然只有26960元,甚至低于西部地区的28246元近2000元。据分析,出现这种现象与西部地区特殊补贴有关。
统计显示,全国平均总收入最高的20%家庭,收入达到153546元,而最低的20%家庭,平均总收入只有7155元,差距达到21倍。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差距也非常大,城市最高收入组家庭平均总收入是最低组的约12倍,农村的差距则高达27倍。
为何差距这么大?
有专家表示,首先要正确认识贫富差距、收入差距。“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强调平均主义,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进入市场经济后,强调按劳分配,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出现收入差距是正常的,有一定合理性。”
客观来看,贫富差距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
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向农村和中西部的投资,但在一段时期内,因发展的基点不同、条件不同,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及其居民收入差距仍会较大。“比如说同为公务员,东部省份和西部地区的最低工资、公积金缴存标准不同,福利、社保等也有差别,都会造成收入差距。”
专家们普遍认为,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部分领域改革不到位导致的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合理以及权力寻租等现象。
如何解决贫富差距?
中国在过去的5年中,居民收入保持了较为快速的增长。2008年达到“峰值”后,基尼系数有所回落。这主要源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
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4万亿投资主要投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上,带动了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需求,这几年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一直增长较快。再加上近年来中央高
度重视“三农”问题,政策、投入都向农业、农村倾斜,新农合、新农保、农村低保等基本保障制度全面建立,都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表明,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低于2013年的0.473,实现“六连降”。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2.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倍差2.75,比上年缩小0.06。
有专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在增加。因此,尽管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但“二维效应”发生了作用,许多人一方面对富人收入增长较快不满,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收入增加感到慰藉,社会心态相对稳定。
但专家们也提出,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贫富差距的老问题、新情况相互交织,亟须更好地研究、应对。
此外,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如果不想办法改变这一情况,贫富差距便会趋向稳定化和制度化,成为一种很难改变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也将被严重堵塞。
研究表明,收入差距过大,会降低一个国家的平均消费倾向,消费不足会带来内需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还会影响到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特别是穷人和富人之间,难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会使赖以实现机会均等的制度和政策失灵,威胁社会的稳定
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上述报告中说:“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只有阻止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增加,才有可能加强和维持经济增长”,“消灭贫富差距应成为德国政府的决策主题”,制定政策辅助有孩子的家庭,积极支持来自贫穷家庭的年轻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机会。

德国本土早有经济学家提出过与经合组织相似的论点。来自宏观经济及经济繁荣调查学院的研究者曾表示,该国目前持最低收入者的数字之高,已属欧盟贫富差距最严重国家之一,警告“德国在过去二十年内创造了贫富不均的极高标准,已对社会和经济带来严重问题”。今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发表的一份报告中也做出了相同结论,并向德国发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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